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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砂的起源与发展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2:58:02 阅读: 来源:仪表阀厂家

紫砂创始在何时,在我国陶瓷史上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。明、清时代的史籍中明确地说,紫陶器创始于明代弘治、正德年间,金沙寺的和尚和书僮是创始人。如明周高起在《阳羡名壶系·创始篇》中说:"金沙寺僧,逸其名,闻之陶家云:僧闲静有致,习兴陶缸翁者处,搏其细土,加以澄练、捏筑为胎,规而圆之,刳使中空,踵传口柄盖的,附陶家穴烧成,人遂传用".周容《宜兴瓷壶记》说:"今吴中较茶者,必言宜兴瓷,始万历,大朝山寺僧(即金沙寺僧)传供春者,吴氏小吏也".

供春和吴氏是何许人呢?《宜兴县志》记载说:供春是明正德年间(公元1504-1521)提学副使吴颐山随带的书僮,吴读书于金沙寺中(此寺今仍尚存遗址)。吴梅鼎的[阳羡茗壶赋]说:"彼新奇兮万变,师造化兮之功。信陶壶之鼻,亦天下之良工".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紫砂创制于明代中晚期,绝对不提宋代已有紫砂的事实。

1976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在施工中发现了紫砂古窑遗址,才得到证实宜兴陶瓷生产的始于新石器时代。宜兴是个古老的县,始设县于秦,远在新石器时代,勤劳的人民就在这里开创了原始陶瓷生产活动。先后多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七处,其中就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五处。古窑址近百处,其中有汉代窑址三处,六朝窑址三处,隋、唐、五代窑址九处,宋、元窑址二十处,明、清窑址六十多处。因此民间传说,把越国的范蠡奉为"宜兴陶瓷创业的祖师"或"陶朱公"是不真实的。

古紫砂窑址位于宜兴蠡墅村羊角山,是丁蜀镇黄龙山的支脉系统,这里是盛产紫砂泥矿的地方,所以古人把窑建在原料的产地。古紫砂窑址是埋在长约十公尺的土堆下面,经破土清理,共分三层,上层厚二公尺余,为近代废窑陶瓷碎片堆积,以缸、翁碎片为主。第二层为混合堆积,从元代以迄清代初年,延续时间较长,堆积层较厚,约二至三公尺,多为瓯窑缸、缶、翁和肩部饰有菱花的陶罐、玉壶式的釉陶壶等残片,尤其后两种具有元、明代陶瓷造型风格;其次还发现"宜均器"残片,与瓯窑制品极为相似。

另外在附近偏北方向,发现有瓯窑遗迹,说明所堆积是元未明初瓯窑的堆积物。第三层为早期紫砂堆积层,厚1.5公尺,断面呈灰紫色,主要是紫砂壶残片,有壶身、壶嘴、壶盖等。在此堆积的附近,发现了一座长约十公尺、宽约一公尺余的龙窑一座,其中亦有紫砂片。窑的下层,是黄土,是建窑时用黄土人工填成的。南端用小砖砌成倾斜的砖垛两排,这一种小砖与江南地区常见宋墓砖极为相似。根据发掘出土的大量紫砂器残片分析研究,可以分辨出主要造型有:壶、罐两个大类,其中以壶为大部,均呈紫红色,器物里外无釉,从残片复原的器型分有高颈壶、矮颈壶、提梁壶等三类。紫砂泥质较粗糙,器身表面细密度亦差。由于没有用匣装,而是直接入窑烧成,因而常有火疵现象,在成型方法上已脱离用陶轮拉坯的做法,根据紫砂泥不同于其他陶土性能,而采用泥片镶接法,壶嘴、壶把、壶的子(俗称壶盖、壶顶)的粘接,则采用穿洞捏塞法。为后世紫砂器成型开创了新的工艺,奠定了紫砂器造型的基础。例如:龙头壶的壶嘴,捏成龙头型。六方形壶,壶的颈部起线,壶嘴根部附加菱花形纹饰,以及壶把上带有小孔的处理等,都相当成熟。从复原的三件造型、装饰来看,线条流畅,饰纹恰到好处,绝非免强而为之的处女之作。

此外,镇江博物馆近年来在一座南宋古井里发现了两件紫砂壶。壶身、壶嘴、壶底用泥片捏成,壶颈部留有刀削痕,壶身留有很明显的手捏痕,并且上半截还施了釉。据考证,认为是宋代酒壶。从用泥粗糙,制型朴素,比较古老看,在时代上可能早于南宋。不过今后还得作进一步研究,才能得出更正确的结论。

明代紫砂的发展

紫砂陶又称紫砂器或紫砂陶器,是我国独特的陶器工艺品,以造型多样,色泽古雅,质坚耐用,技术精湛而著称于世。最明显的特征,是用较粗的紫砂泥烧制,多呈紫红色,一般不施釉故称紫砂陶器。在紫砂制品中,最为突出的是紫砂茶壶,无论地下出土、世间流传,大部分是茶具。因为紫砂茶壶式样多种,各有特色,不仅富于民族风格,而且具有:用开水沏茶,冬不易冷,夏不灸手和泡不走味,贮不变色,盛夏不易发馊等特殊功能。所以博得人们"一壶在手,爱不忍释",高士名儒更视为"拱璧".特别推崇,极力提倡,因而茶壶成了盛行的上品,数量多,流传广。

早期的紫砂壶是供煮水之用,做工粗糙,变化很少,形制仅有高颈、矮颈、提梁和六方长颈等,一九六六年,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十二年(一五三三年)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,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,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极大。这时的紫砂壶、把、嘴、身采用铆接法,与明中叶后流行泡茶用的紫砂壶差别较大。

明代是紫砂正式形成较完整的工艺体系的时期,尤其在嘉靖至万历年间,紫砂从日用品陶器中独立出来,讲究规正精巧,名家名壶深受文人仕宦的赏识,入宫廷、出海外,奠定了宜兴作为紫砂之都的基础。紫砂陶品种繁多,紫砂茶壶尤以其独有的实用性与艺术鉴赏性相统一的特性,成为传世精品。

据明朝周高起的《阳羡茗壶系创始》"创始"一节及《宜兴宗旧志》的"艺术"一章记载:金沙寺(宜兴湖父镇西南,为唐相陆希声山房)僧久而逸其名矣,闻之陶家云:僧闲静有致,习与陶缸瓮者处,"抟其细土,加以澄练,捏筑为胎,规而圆之,刳使中空,踵傅口、柄、盖、的,附陶穴烧成,人遂传用。"金沙寺僧的确切年代,已经难以查考。据推测大概在成化-弘治年间(1465-1505)年间。其后在明正德-嘉靖年间(1506-1566)据《阳羡茗壶系》的《正始》云:"……供春于给役之暇,窃仿老僧心匠,亦淘细土抟胚,茶匙内中,指掠内外,指螺纹隐起可按,故腹半尚现节腠,视以辨真。……",供春所制紫砂茶具,新颖精巧,温雅天然,质薄而坚,负有盛名,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言道供春壶"栗色暗暗,如古金石,敦庞周正,允称神明".其所作树瘿壶(亦称供春壶)为世间珍宝,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。他也是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壶艺大师。金沙寺和供春所生活的明代弘治、正德年间(公元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),由此也被看作为宜兴紫砂产品真正形成工艺体系的时间。

在嘉靖到隆庆年间(公元1522-1572年),继供春而起的紫砂名艺人有董翰、赵梁、时朋、和元畅四人,并称为"名壶四大家".其中董翰以制作菱花式壶最著称,赵梁所制壶多为提梁壶。这些名家均以造型的艺术化取胜。嘉靖后,出现了一大批制壶名家。创作出了多款壶型,流传至今。由于迎合了当时士人浅尝低吟、自斟自饮的茶风,紫砂陶壶逐渐被精于茶理的文人所关注和喜爱,众多文人雅士参与设计制作,赋予紫砂壶以文人艺术品的特质。紫砂壶艺术已具备高度的艺术品位,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。这也促使紫砂壶的造型趋向小型化,如南京嘉靖十二年墓中所出紫砂提梁壶的容量就只有450毫升,较之宋代窑址所出的容量达2000毫升的大壶,只及四分之一。所以,紫砂壶体的小型精巧化是当时总的趋势。冯可宾所著《茶笺》中说:"茶壶以窑器为上,又以小为贵,每一客,壶一把,任其自斟自饮,方为得趣。壶小则香不涣散,味不耽搁".《阳羡茗壶系》也说:"壶供真茶,正在新泉活火,旋翕啜,以尽色香之蕴。故壶宜小不宜大,宜浅不宜深".这种饮茶方式,具有色、香、味三者兼顾的要求,就为紫砂壶的小型精巧化定下了基调。同是紫砂壶也开始胜过了银、锡或铜制的茶壶,成为文人士大夫品茶时必备之物。所以,《阳羡名壶系》中又说:"近百年中,壶黜银锡及闽豫瓷,而尚宜兴陶".明代文人李渔也说:"茗注莫妙于砂,壶之精者,又莫过于阳羡".

明代中叶,制壶名家辈出,壶式千姿百态,技术精湛,迎来了中国紫砂陶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。在万历年间(公元1573-1620年)继起的名家有时大彬、李仲芳和徐友泉师徒三人,他们的壶艺都很高超,在当时就有"壶家妙手称三大"之誉。以时大彬为代表,所制茗壶,千态万状,信手拈出,巧夺天工,世称"时壶"、"大彬壶",为后代之楷模。有诗曰:"千奇万状信出手,宫中艳说大彬壶".而据清吴骞着的《阳羡名陶录》里编载周容的一篇《宜兴瓷壶记》记载"……始万历间大朝山僧(当作金沙寺僧)传供春;供春者,吴氏之小史也,至时大彬,以寺僧始止。削竹如刃,刳山土为之。供春更朽木为摸,时悟其法,则又弃模,而所谓制竹如刃者,器类增至今日,不啻数十事……"揣摩大彬壶及明代民间的传器,可以看到时大彬对紫砂壶制作方法进行了极大的改进。最大的改进是用泥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型。紫砂艺术发展到此阶段,遂真正形成宜兴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技术体系。这其中也有着时大彬以前的父辈们(包括时鹏、董翰、赵梁、元畅四大家在内)的共同实践经验,但时大彬是集大成者,经他的总结力行,成功地创制了紫砂常规上的专门基础技法。《名陶录》云:"天生时大神通神,千奇万状信手出。"这样的赞颂,唯时大彬足以当之。几百年来,紫砂全行业的从业人员,都是经过这种基础技法的训练成长的。万历时名工还有欧正春、邵文金、邵文银、蒋佰夸、陈用卿、陈文卿、闵鲁生、陈光甫、邵盖、邵二荪、周俊溪、陈仲美、沈君用、陈君、周季山、陈和之、陈挺生、承云从、陈君盛、陈辰、徐令音、沈子澈、陈子畦、徐次京、惠孟臣、葭轩和郑子候等。可以说是名工辈出,各有绝技。明代是紫砂壶不断翻新发展的时期:"龙旦"、"印花"、"菊花"、"圆珠"、"莲房"、"提梁"、"僧帽"、"汉方"、"梅花"、"竹节"等造型层出不穷。艺人陈仲美将瓷雕技术融入陶艺,是宜兴历史上风格多样、制壶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,所制花货令人耳目一新。他最早将款和印章并施于壶底,开创了壶史先例。陈用卿则第一次将铭文刻于壶身,且用行书取代楷书,增加了作品的文气。在这之前,紫砂壶上都不刻任何铭文,即使制壶艺人的名款,亦偶尔以楷书刻在壶底。明代的烧制技术也有所创新,李茂林首创匣钵套装壶入窑,烧成后壶色光润,无裸胎露烧所产生的瑕疵。这一烧制方法沿传至今。万历以后的天启、崇祯年间(公元1621-1644年)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俊卿、周季山、陈和之、陈挺生、惠孟臣和沈子澈等。其中以惠孟臣的壶艺最精,为时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,他所制作的茗壶,形体浑朴精妙,铭刻和笔法极似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,在我国南方声誉很大。在清初雍正元年(公元1733年)即有人仿制"孟臣壶",其后仿者更多。署款铭刻开始盛行,出现了代镌铭款的文人刻家。

明代后期宜兴陶业的大发展和紫砂器的独树一帜,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分不开的。明代前期的"匠户制",已较元代松懈,自洪武十六年(公元1393年)起,实行了"轮班制".到成化二十年(公元1484年),终于废除了轮班制,改为征银制度,使相沿达两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结束。这些改革使手工业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,从而推进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。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发展,更与当时宜兴整个陶业的发展密不可分。当时陶类中的商品经济颇为发展,丁蜀镇一带逐渐形成为集中的产区,据《荆溪县志》记载:在明代嘉靖、万历年间(公元1522-1622年),宜兴窑场的产品已是"于四方利最薄,不胫而走天下半",各地商贩云集,"千里之外,趋之若鸿","沿贾扬帆而晓夜行","商贾贸易缠市,山村宛然都会".至明末宜兴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远涉重洋运至欧洲,被称为中国的"红色瓷器"、"朱砂瓷",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销产品。

清代紫砂的发展

清代宜兴陶业进入全盛时期,是紫砂壶艺术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,特别是装饰艺术发展到了又一艺术巅峰。手工工场的出现令分工日趋细密,技艺逐渐完善,至清末鼎蜀一带出现"家家做坯,户户务陶"的繁荣景象。清代的紫砂在选料、配色、造型、烧制、题材、纹饰、工具各方面均优于明代。

清朝初期,几何形器非常流行,筋纹形器和自然器已发展成熟。技巧精湛、善于创新的陈鸣远是其中佼佼者,与时大彬并称,有"宫中艳说大彬壶,海外竞争鸣远碟"之誉。以陈鸣远为代表,其制作的茶具和杂件雅玩,线条清晰,轮廊明显,特别是他塑造的自然形态作品,是无人可以比拟的,其独到之处在于雕塑装饰、款识书法雅健,作品壶盖有行书"鸣远"印章。深受时人喜爱。至今被视为珍藏。其足迹所至,文人学士争相延揽,其艺术超尘脱俗,其作品表现淋漓尽致,精妙绝伦。陈鸣远开创发扬把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书画,山水梅竹的装饰艺术方式引入了紫砂陶壶的制作工艺,助饮茶兴,益人兴致,把壶艺、茶趣融为一体,极大的提高了紫砂壶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,在紫砂陶艺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清中叶以后,文化参与紫砂壶的制作,一壶之上集工艺技法之大成,可交替运用书法、诗画、篆刻、雕塑、镂空、镶嵌、泥绘、彩釉、绞泥、掺砂、磨光等技法,因器而异,变化丰富。文人参与制壶,是清代紫砂壶艺突出的时代特征,且成为清代壶艺的主流,给壶艺发展以极大的推进。嘉庆年间知县陈曼生爱好紫砂壶,精于书法、绘画、篆刻,亦属名家。为振兴陶业,手绘十八种壶式,即曼生十八式,并邀制壶艺人杨彭年、吴月亭等为他制壶,又邀文人好友为之绘画、刻文,世称"曼生壶"款"阿曼陀室".使得紫砂壶成为高雅的陶艺作品。这个时期在壶身题款成为风尚。由艺人杨彭年制作、名家书刻铭文,风格古雅简洁,这类壶的壶底、壶盖、壶身常留下定制者、制作者、刻书画铭文者的名款。宜兴紫砂壶"字依壶传,壶随字贵"由此而盛。

清道光、咸丰年间至清末紫砂壶的壶形和装饰,在该阶段愈加变化多端,千姿百态。工艺追求简洁,壶式结果取材于自然的瓜类并配以简单线条,极为精巧。邵大亨创作的鱼化龙壶灵巧可爱,盖上龙头可活动,龙舌能伸出;百果壶匠心独具,壶身圆形,上贴白果、瓜子、栗子、红枣等各式瓜果,以莲藕为壶嘴,菱角为壶把;还有竹节提梁壶。太湖石提梁壶等。黄玉麟将古代青铜器和陶器艺术特色融化到紫砂壶的制作中,技艺精湛。至清朝晚期,题款、以壶赠友成为时尚,壶价日高,贵于金玉,《桃溪客语》说"阳羡(即宜兴)壶自明季始盛,上者与金玉等价",可见其名贵。

明清时代,亦多用龙窑烧造紫砂陶器。清代前期宜兴龙窑约有四、五十处,除分布在鼎蜀镇周围外,青龙山南麓和北麓、任墅石灰山、川埠宝山寺及上袁、潜洛、汤渡等地均有。清末宣统二年(公元1910年),在南京举办了我国"南洋第一劝业会",其宗旨是为奖励农业,振兴实业。宜兴阳羡陶业公司的紫砂陶器获奖。

近代紫砂

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紫砂器,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,然后又恢复和发展的曲折过程。

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前夕,可以说是急剧衰落阶段,从1949年以后到今天,则是复苏和进一步大发展的阶段。

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到1937年上半年,宜兴紫砂业仍在缓慢地发展。1912年前后,宜兴芳桥开明人士周文伯(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父亲)提倡实业,创办"利用陶业公司",聘任宜兴川埠上袁村的前清秀才邵咏常为经理,并在上海、天津等地开设分店,扩大经营业务。1917年,江苏省议员潘宝坤(蜀山西街人)向江苏省政府提议在蜀山办一个陶业工厂,很快得到批准。本世纪20至30年代,上海的一群工商业家和宜兴的实业界人士,在宜兴上海、无锡、天津和杭州等城市开设专营陶器的商店,其中有代表性的是:吴德盛陶器公司、铁画轩陶器公司、利永陶器公司、陈鼎和陶器公司和葛德和陶器公司,以及"福康"、"豫丰"等。

据1919年的有关资料记载,当时宜兴的蜀山、丁山、汤渡和川埠一带的沿山居民,仍然"家家制坯,户户捶泥".全县有窑货行二十五家,各种陶窑四十余座。紫砂茗壶、花盆、花瓶和饮食器皿的制作,集中在蜀山和川埠;龙盆、罐头等黑货集中在蠡墅;缸类集中在丁山和白宕;缸翁类集中在汤渡。整个窑场工人近六千人,临时工则因季节而增减。这一带的居民通常全家参加陶业劳动,或碎土,或炼泥,或徒手制坯,或户外晒坯,或研制釉料,或绘画施彩,或书画雕刻,或装坯烧窑,男女老幼都不例外。由于紫砂器的销售量猛增,以及为了迎合国内外资产阶级和达官贵人爱好古董的需要,紫砂器的艺术水平在此期间明显下降。但也有少数艺人坚持工艺创作,有他们独到的艺术贡献。如程寿珍(公元1858-1939年),别号"冰心道人",他擅长制作"掇球壶"及仿古紫砂壶。所制掇球壶端正完美,稳健丰润,犹如大小双球叠垒,曾获得巴拿马国际赛会和芝加哥与博览会的奖状。同时得到奖状的还有紫砂名艺人俞周良所制的"传炉壶".又如范鼎甫,他不仅善于制作紫砂壶,而且擅长紫砂雕塑品,他的大型雕塑作品--"鹰",曾在1935年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到1949年前,是宜兴紫砂业的急剧衰退时期,在抗日战争时期,丁山、蜀山窑业区的厂房和民房被毁者达六百多间,陶窑完全被毁者十二座,还有一些陶窑被侵略军改作炮台或碉堡。当时宜兴陶业情况是"大窑户逃往外地,中小窑户无意经营",每年曾以百万件紫砂供给全国和远销世界各地的蜀山窑场,那时全年所烧紫砂茶壶不满千。到四十年代初期稍有恢复,但年产值最多时也只及战前最高年份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。

1945年抗战结束时,宜兴还保留有陶窑六十四座,但到1949年前止,产量最多时不过开烧四十六座。1948年是抗战结束以来宜兴陶业较旺盛的一年,全年共烧了二千七百四十窑次,但仅为1936年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。其中七座紫砂窑中只开烧了三座,全年只烧二十窑次,烧造的品种也只是一些茶馆所需的普通粗茶具。而紫砂业在整个宜兴陶业中的比重,也从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下降到1945年百分之八点九。曾经有过六、七百人的紫砂从业人员,到1949年前只余下三十余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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